读研有用么？考研究竟有什么意义？

对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考公务员意味着什么

最近，全国多数地区的公务员考试已落下帷幕，半个多月之后，又是一年一度的考研大战来临。

随着报考人数的逐年递增（个别年份甚至激增），对于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是考公务员还是考研究生，都将面临巨大的竞争。究竟哪一条路才是适合自己的选项？这可能已经是比考大学还要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年出版了黄灯《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老师在广州某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对多达数千位学生都有长期观察，乃至跟踪走访，书里还有近100名学生现身说法，黄灯以此向读者描摹了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磨砺与辛酸。我们今天就从中选取了几位参加考研、考公务员的二本学生，他们或她们的经历，对当下正奋战在考研、考公务员的同学们或许会是一面镜子。

辛追：连战三年，拒绝调剂，目标复旦

冉辛追自从确定考研的目标后考研在自己学校考，事实上就只能将龙洞作为人生过渡期的暂居之处。尽管他对于广州的城中村有着特别的喜爱，迷恋这儿热气腾腾的生活和随意斑斓的树影，甚至跑遍了除龙洞以外的石牌、客村、南亭、北亭、小洲等村庄，但他知道，龙洞对他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青春和成长的记忆。辛追1992年出生于甘肃平凉泾川县妇幼保健站，是劳经系少有的外省学生。爸爸在邮局上班，先后在平凉、酒泉任职，一直做到邮局的一把手。从记事起，辛追就直观地感受着邮局的裂变。他模模糊糊拥有邮局送信的印象，但到他上初中，他能更明确感知邮局的业务已获得了很大的扩展，除了中国邮政这一块还承担传统邮政系统的功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EMS，早已在金融和物流方面，介入了社会竞争。他无法说清爸爸早年在邮局工作的情景，但他知道，一家的主要经济支撑，来自爸爸职业的供给。妈妈很早以前在泾川县棉纺厂上班，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的改革，最后成为下岗工人。

父母的婚姻，带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浓厚的单位特色，拿不高的工资，住单位的房子，历经了从公用厨房的筒子间，到独立厨卫套间的过程。父母极为重视辛追的教育，在辛追的家族里，和他同龄的孩子，上大学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和他同龄的大伯家儿子，甚至念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还有在中国矿业大学读书的。相比别的孩子，辛追自小就显露出对阅读的特别兴趣，在辛追的印象中，整个家族特别期待他上大学，尤其是妈妈，在他很小时，就一次次鼓励他考北大，“北大好啊，你到北大去，妈妈就来北大看你呀”。

从会认字起，父母见他特别热爱读书，很早就为他订阅了很多报刊。“他们当时给我订了一些很好的杂志，反正都很贵。我还记得《米老鼠》，一本漫画，我挺喜欢的，定价七块八；而当时，我们那儿，一顿饭才一块八，小碗面才一块六。”显然，相比来自农村的学生，辛追良好的家境以及父母的开明态度，为他童年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也正是童年相对完美的呵护，辛追进入大学后，独立思考的优势显露出来。相比周围更多进入大学就失去目标的同学，他尽管无法预测以后从事的职业，但却一直知道自己的需要。

2013年下半年，我恰好教他们班的《大学语文》，在课间，辛追曾多次咨询我，从人力资源管理跨到文艺学，到底有无成功的可能？我见多了头脑发热的学生，留意到专业跨度太大鲜有成功的案例，对他的选择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也没有拼命鼓励。没有想到，大学毕业，他压根就没有加入找工作的队伍。北方孩子更热衷考研的事实，再一次在他身上得到验证。更没有想到，辛追父母对孩子的决定，全力支持，仿佛读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从2015年到2017年，整整三年，他住在龙洞，先后辗转了四个住处，父母给他每个月提供三千元的生活费，“扣掉房租，还有两千多元，在龙洞，我的生活足够好”。他喜欢龙洞的市井气息，喜欢龙洞的生生不息。他对龙洞的房源了如指掌，他知道房源广告中，姓樊的业主肯定是龙洞本地人，他们都很好打交道；他知道隐秘旮旯的无窗黑房子，价格不到三百元。在备考的两年中，龙洞城中村，始终有一盏灯陪伴他的身影。辛追参加过三次研究生考试，他不接受调剂，目标是复旦大学。

最后一次考试，120多名考生中，仅招十几人，其中有8名来自保送，他考了430多分，位列第二，和第一名相差四分，尽管第一学历不是名校，但他的实力，还是获得了足够的竞争力，终于成为复旦的一员。在龙洞居留的年轻人中，辛追因为他的执念和坚持后的成功，成了“龙洞的传奇”。我想起他曾向我描述的一幕，和爷爷放羊时，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诗情，要教孙子古诗的平仄。在龙洞喧嚣的氛围中，这个西北老人关于诗歌的梦想，通过一个年轻人的两年努力，终于获得了延续。

芳坤：考研要做持久战

进到大学，芳坤从未为学习发愁，积极参与学校的社团，因为办事麻利，一直在系办兼职。大三时，她开始思考毕业的去向，开始严肃地对待学习，准备考研。但在考研的目标上，她又舍不得离开广州，她喜欢中大，也喜欢暨大。上一届师兄何建建非中大不考的决心，对下一届影响极大，更多想考研的孩子，受到何建建孤注一掷勇气的鼓动，铁了心要考中大，想通过考研实现名校的梦想，但何建建以超过380的高分，进入面试遗憾失败的结局，让他们多了一层担忧和害怕。名校考研对第一学历的看重，成为学生中隐秘流传的魔咒，在孤注一掷的勇气和明知失败的结果中，芳坤理智地选择了暨南大学作为目标。

她第一次意识到，高考没有进入一本院校，没有进入985、211等高校，早已给她未来的选择，设置了重重的障碍。这些事实在高考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一些孩子放弃内地偏远处排名靠前的大学，进入广州这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院校，如果他们想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考研深造，南方的这座都市，事实上并没有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方便。

从2017年开始，芳坤着手考研，接受高考以后最为艰难的考试。在她身边，从大二、大三开始，并不清晰的就业前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考研队伍。考研结束，等待成绩的日子，给她带来的不是释放考研在自己学校考，而是另一重更为真实的迷茫，“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重要目标，感觉被掏空了，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却无从下手，感觉很迷茫，不知道往哪里走。找工作，简历拼不过人家；考完等结果，又不能对可能到来的面试不准备，什么都比别人慢了一拍”。芳坤的宿舍中，找到工作的舍友很少，外出实习的，主要是帮助单位运营公众号。在经济活跃的广州，貌似有很多就业机会，但摸不到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芳坤隐约发现，如果不能考上研究生，手里的一纸文凭，含金量并不高。有些工作，即使不读大学，也能找到，大学生的竞争力，在现实中，并不是很强。

2018年3月，她奋战了一年的考研成绩公布，360多分，上了国家线，在激烈的竞争中，她与暨大失之交臂。调剂过程中，她明确不去那些太一般的学校，最后重复了师兄何建建的命运。考研失败后，她耽误了最好的找工作机遇，她从来没有想过寻求父亲的经济支持，她已下定决心，准备二战再考一次。芳坤的当务之急，是在备考期间，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丽颖：从考公务员中突围

黄春燕毕业后，考进了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成了潮州电视台知名的节目主持人，是班上耀眼的明星，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学生。张健父母是机关公务员，他听从父母建议，很早就下决心考公务员，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博罗县政府机关部门，现在下面一家镇政府工作。因为是独生子，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工作落实后，很快结婚、生子，现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更多的学生，像王国伟和石磊一样，经过不同工作的尝试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考公务员的路上，并获得了成功，马丽颖就是如此。班上共有十二人做出如此选择。丽颖出生于广州市从化区，来自一个普通的警察家庭，有一个弟弟。父亲大专学历，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干过交警、刑警、治安警察，是一个性格沉默，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母亲比父亲大一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为了照顾孩子，她当起了家庭主妇，“每天除了买菜，几乎不出门，对着四堵墙，犹如井底之蛙”。

直到2003年丽颖初中毕业，母亲突然意识到，“不工作就没有发言权，不工作就无法独立”，于是拜托熟人考研在自己学校考，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后勤服务的工作。丽颖高中时候，曾写过一篇作文《三十岁的我》，她梦想的生活是，“30岁的我，微胖，育有自己的乖女儿，同时继续在职场打滚，生活虽然平淡，然而却无比幸福”。可以说，除了生育的是男孩，她现在的生活，几乎完全实现了高中时代的愿望。她是我所知的第一个实现了梦想的学生。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丽颖性格极为独立，所有的事情，从高考的志愿、专业、人生规划，都自己做主，独立带来的副产品，是孤独感的滋生。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掉进了抑郁的阴霾，直到遇见现在当医生的丈夫，才结束了整个青春期游离困惑的情感状态。

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经过层层选拔后，进入某地方电视台当一名播音主持，主持的方向包括新闻时政、热点问题、家庭教育、儿童节目等。这一份工作貌似光鲜，但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对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了减少成本，单位不承诺给予编制，只是劳务派遣形式。尽管干的活并不比正式编制的职工少半点，但丽颖明显感到，领导并不尊重他们，加上地方小媒体行政化管理手段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次忍无可忍的冲突后，她毅然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参加了广州某区规划局的招聘，并顺利通过考试，来到了新单位。

来到新单位后，她最大的困扰是工作中的喝酒应酬，而最大的改变，则是从纯粹的行政人员，变成了半个懂规划的技术人员。回首自己历经媒体到机关的职业生涯，她感叹，“作为专门被坑的八零后，如何混战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通过我们这一代人去改变大环境，我觉得还没能给出一个答案，我希望能在彷徨与摸爬滚打中找到答案”。丽颖的经历，在班上的女生中，颇有代表性。很多女生都是毕业经过折腾后，通过考公务员，得以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尽管工作中也有新的挑战，但相比此前的动荡，从考公务员中突围，还是让她们获得了一份安稳的生活。

胜轩：公务员考试，负载相对稳定的期待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

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考研在自己学校考，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三千九百元。毕业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

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除了考公务员，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

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务员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