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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持续了两天。十月十九日下午三点钟，作为“收工”之作，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和大宫门。

这是北京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

大火持续三昼夜不熄，浓烟蔽日，本来秋高气爽的北京，却被浓重的黑烟笼罩，整个城市充满了阴郁肃杀之气。

大火过后，圆明园化成了一片焦土。历经百余年精心建构的十六、七万平方米的园林建筑，绝大多数被无情焚毁，全园仅存双鹤斋、蓬莱瑶台、海岳开襟三个景群以及二三十座殿阁亭廊、庙宇、值房和园门，而这些仅存建筑物的门窗也因连日高温烘烤严重变形，里面的物什也都被洗掠一空。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里的大部分建筑，也都惨遭焚毁。

恭亲王奕訢和几名官员在西山的一片高地上看到了这场可怖的大火。十月二十二日，奕訢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写道：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残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皇帝在奏折上批道：“览奏何胜愤怒！”

十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奏称：“奴才望见烟气冲空，寸心如割，即马步官兵无不愤恨，即欲拼死一战。因该夷已据守安定门，一经决裂，转于抚局有碍。此皆奴才督率无方，恇怯无能，以至该夷如此猖獗。”

《庚申夷氛纪略》一书记述这场事变时说：各名园“尽付劫灰，火光烛天，数日不灭。”

由于火烧圆明园事件，所有的卑劣都在邪恶的阶梯上上升了一级。一八六○年的英法联军是真正意义上的“杀风景”者，他们的万达尔式暴行（Vandalism）使得世界上最宝贵的园林毁于一旦。纯粹是出于残暴和无知，额尔金下令焚烧了圆明园，不管他把他的战时策略说得多么振振有词，他的做法是残暴而愚蠢的。

事实上，额尔金根本不知道他的那把残暴之火到底毁掉了些什么。后来他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次宴会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圆明园珍藏的毁灭，谁也不比我更真诚地遗憾。”接着，他话头一转，“我不以为在艺术方面我们从那个国家有多少东西可学，但我也不是十分肯定地承认，甚至在这个部门，我们从那里不能得到什么东西。”由此不难看出，在文化学养和艺术鉴赏力方面，额尔金爵士的程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既然毒品鸦片能够作为合法贸易被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那么，用一把火烧掉一座园林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样的丑行，真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绝望的证据之一。

《北京条约》（1）

随着圆明园被一把暴戾之火烧掉，清廷的信心彻底被打垮了。据说，眼睁睁看着圆明园毁于敌手，绝望的恭亲王已经准备出走，最后，身边的人几乎动用武力才把他强行留在了北京。法国特使葛罗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据他回忆：当时恭亲王的众多随从车辆已经套上了马匹，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动身。

软弱的清廷没有像英法联军中的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因为御园被毁、皇宫受到威胁从而奋起与入侵者决一死战，相反，他们彻底屈服了。

英军步兵中校沃尔斯利在《1860年对华战争录》写道：

摧毁了圆明园，似乎使北京当局甚为惊恐……它表明额尔金的最后一封信绝非空言恫吓，而是对首都本身的命运发出警告，除非我们提出的各项条件被接受。城内的皇宫尚完好无损，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保全这处硕果仅存的宫殿，中国人不应该浪费时间。

——《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

事实上，在额尔金扬言毁灭圆明园的同时，咸丰皇帝就已经决意议和了，十月十七日，他在谕旨里明确指示：“着恭亲王等迅即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咸丰）八年天津和约互换。”十月十九日，圆明园被烧之后，咸丰皇帝又谕令军机大臣：“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往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从这两封谕旨可以看出，对于英法联军，此时的咸丰皇帝没有心思战而胜之，只巴望“夷酋”早日退兵，好“保全大局”——咸丰皇帝所说的“大局”指的是大清王朝的安全。据说，此时太平军距离北京不到三百里，他们深恐太平军跟英法联军联合起来倾覆大清王朝。在这一点上，咸丰君臣的想法很是一致。曾国藩曾经对英法联军做过这样的评价：“（英法联军）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这话在现在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见。

十月十八日圆明园火起的时候，俄国公使义格拉底夫（Ignatieff）在清政府和英法联军之间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他一边担保恭亲王的人身安全，一边力劝恭亲王“认明危险，速定和约”，并暗示说，和议签订之后，“外国军队”可以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结果证明，圆明园的大火和义格拉底夫威逼利诱式的调停，对和约的达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圆明园余烬未熄，清政府就接受了英法联军所提出的全部要求。

十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奕訢移驻北京城法华寺内。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恭亲王奕訢在礼部大堂，分别与英、法两国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九龙割让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二十多天后，俄国因“调停有功”，也趁此要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从而霸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八六○年十一月初，英法联军分期分批撤离北京，由通州前往天津。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英法联军撤离北京以后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陆续接到了内务府大臣们有关圆明园劫后情况的奏报，在每一份奏报里面，圆明园被毁建筑、丢失物品都被列成了一个长长的清单。

洋人攻进京城，御园被毁，成为咸丰皇帝心中难以平复的伤痛。《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咸丰十年，咸丰皇帝在热河“北狩”期间，整日闷闷不乐，于是御书“且乐道人”四字多副，张贴在各个“行殿”之中，借以缓解自己郁闷的心情。后来，咸丰皇帝在十一月七日的一件奏折上批道：“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这番总结，可说是既辛酸又无奈的大实话。在咸丰皇帝看来，外国人以“平等”礼节面见他的具有亲王身份的弟弟，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在“夷夏”关系问题上，清政府的平等观念一直发展得十分缓慢，时间又过了整整三十年，大清光绪皇帝才答应接见外国使节；一直晚到一八七九年，中国才第一次向外国派出了使节。

正如额尔金所设想的那样，圆明园的毁灭的确给了咸丰皇帝致命一击——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健康原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比如不想看到满目疮痍的圆明园——直到一年后去世，咸丰皇帝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

参考书目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

舒牧、申伟、贺乃贤《圆明园资料集》，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

秦国经、高焕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出版社，沈阳，1998年版。

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上、下），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年版。

张恩荫、杨来运编著《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吴伯娅《圆明园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

伯德莱（法）《清宫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2年版。

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

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4年版。

伯纳·布立塞（法）《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2005年版。

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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